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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天祥,他的人格精神,对后世产生了哪些影响?

时间:2019-01-11 15:18:43        来源:

 

距文天祥在大都就义已经700多年了,但人们对文天祥的祭祀却经久不衰,文天祥的著作也被历代文人志士不断整理出版,广为流传。作为历史人物的文天祥,历代对他的敬仰和赞誉几乎从未停止过,即使是在元代,当时统治者也允许他的塑像和牌位奉入学宫,至于明清两代对他的称颂更是不断。现在更给他加上了“民族英雄”和“爱国主义者”的桂冠。文天祥的光辉形象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华民族的精神土壤。文天祥如何能以如此光辉的形象立万世而不衰呢?究其原因皆是文天祥崇高的人格精神和不屈的民族气节。

南宋是一个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,文天祥的思想继承了儒家注重人生理想及伦理道德的传统,也受到当时理学家所提倡的纲常名教思想的影响。文天祥所具有的信念和气节,根源于以理学为内核的民族文化。在文天祥看来,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生,而在于文化理念,当此种文化无法解释现实时,这种文化失败了,生命也就没了意义。文天祥21岁进士及第。他的御试策被王应麟称作“古谊若龟鉴,忠肝如铁石”,然而很长时间里,他的仕途并不是很顺利,无论在朝廷还是地方,一个职务的任期大多仅一年半载,且常被台官弹劾。

当南宋走向灭亡之时,他受命于危难之际,才开始担当重要的职务,直至进入最高权力机构。由于朝廷的投降大臣牵制,人心的涣散,文天祥不能够有所作为。但文天祥还不服输,他认为只要能真正让他执国,南宋不至于没有机会。他在燕京曾对元平章阿合马说:“南朝早用我为相,北可不至南,南可不至北。”他认为自己原本是可以保住江山的。未进行真正的较量就已落下南宋的大幕,这是让他难以接受的。自视如是,在不可得脱的情况下,尽忠就是唯一的选择了,投降敌人不可思议的。他经常说:“为子死孝,为臣守忠,死又何妨!自光岳气分,士无全节;君臣义缺,谁复刚肠…留的声名万古香”。

文天祥人格精神的理论支撑是建立在其对“命”与“理”的理解与实践基础之上的。在此基础之上,形了文天祥“法天地之不息”、“刚介正洁”、“求仁得仁”三种人格精神。元至元十九年(1282)十二月初八,元帝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,许以高官,希望文天祥仕元。文天祥说:“一死之外,无可者”,他早已下了必死之念。次日,文天祥从容走向刑场,慷概就义。死后人们在其衣带间发现绝笔自赞,其云:“孔曰成仁,孟云取义,惟其义尽,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?而今而后,庶几无愧。宋丞相文天祥绝笔。”

文天祥终于走完了他悲壮的一生。观文天祥的一生,他正是“君子自强不息”的典范。从他一生的事迹可以看到,他不仅以大量的著作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,更以其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他所信服的儒学之基本价值。文天祥的人格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注入了丰富的内容,他坚贞不屈的形象成为了一个民族不屈于外族的精神象征。文天祥思想及其人格精神的形成,与其家庭的教育和宋朝理学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。文天祥的父亲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儒士、母亲也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、老师欧阳守道又是朱熹的再传弟子,这一切,为文天祥思想及其人格精神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文天祥的人格精神是建立于儒家“命”与“理”基础上阐发出来的“天理”命题来建构的。自孔孟沟通了“命”与“理”之后,在“命”这种不可改变的必然性之中加入了一个“理”字,使人世间的忠孝仁义即“理”便成了人生之中的必为之事。人们将生老病死看作不可违之“命”,把人的道德修养与提升归之于可为之“理”。因此,他在承认“天命”不可违的前提下,他又反对“完全听于天命”。他认为,如此则“学力全无所施”。他将自然之“命”中融入了“理”,在对待“命”的问题上并不是顺其自然,听命于天,而是不断的强化人伦道德修养和实践,在“命”的范围内不断完善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,即儒家学者所追求的忠孝仁义。

即人的生老病死是由“命”决定的,但人为何而死,却是由“理”决定的,如此,在相信自然之“命”的存在同时,又要求人们在人生中要积极有所作为。这就是“天理”。文天祥在此“天理”的理论基础之上,继而形成了文天祥“法天地之不息”、“刚介正洁”、“求仁得仁”的三种人格精神。这种生死观便成就了文天祥在人生道路上自强不息、刚正不阿、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。这正是文天祥在南宋混浊的官场不得志,却在南宋抗元斗争中举足轻重的原因。这也是对文天祥思想及其人格精神研究的意义所在。